今年秋天，斯德哥尔摩把诺贝尔奖金又往上提了100万克朗，单项达到1200万，换算成人民币超过800万。
与此同时，基金会账面上那67.44亿瑞典克朗的家底也亮了出来。1896年老诺贝尔离世时留下的本金只有3158万克朗。
一百二十五年过去，这笔钱不仅没有耗尽，账面资产反而增长了200多倍。
很多人直觉上会把这归结为单纯的利息积累：只要本金规模足够大，靠固定收益就能维持运转。
但实际账目远非如此。如果完全照着诺贝尔在遗嘱里定下的规则理财，这笔资产早在半个世纪前就消耗殆尽了。
只能买国债的遗嘱差点把基金会拖垮
1895年底老诺贝尔在巴黎立下字据，要求身后所有财产变现后，只能买安全的证券。在金本位盛行的十九世纪末，所谓安全，无非就是买各国王室和政府发的公债，或者存进老牌大银行。老先生以为这样就能万无一失。
遗嘱刚一公开，满欧洲的亲戚先跳了脚，指责老头子被外人给忽悠了。被指定为遗嘱执行人的索尔曼当时才二十六岁，是个年轻工程师。
为了防止法国政府查封账户，索尔曼雇了辆马车，腰里塞着左轮手枪，在巴黎各大银行之间来回提现，把债券和金条塞进大号皮箱，靠着跨国火车硬生生走私回了瑞典。
打官司、平息家族争端、应付各国税务官，前后整整折腾了四年，基金会才在1900年成立。1901年第一次发奖，每个单项15万克朗，在当时的瑞典够一位大学正教授舒舒服服过上二十年。
但这种优渥的购买力并没有维持太久。
1914年一战爆发，欧洲维系多年的金本位制骤然瓦解，通货膨胀开始横扫各国。基金会手里攥着的大批固定利息公债，实际价值一落千丈。
更棘手的是税收。基金会成立后并没有获得免税待遇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，税负和支出都在上升。1915年，瑞典又开征战时景气税，基金会的财务压力进一步加重。
到了那一年底，基金会成了斯德哥尔摩缴税最高的大户之一，交给税务局的钱，比发给获奖科学家的还要多。
通胀吃利息，税局掏本金。
撑到1945年二战结束，基金会的家底几乎空了。当年发给获奖者的单项奖金看似还有12万克朗，但买得起的东西，比起1901年缩水了将近七成。如果继续硬挺着只靠国债度日，这笔钱最多再撑十来年就得见底。
违背祖训的1953年
眼看着金库快见底，基金会理事会只能硬着头皮找政府磨嘴皮子。
二战结束后，基金会理事会开始全力向瑞典政府和国会游说。他们的诉求很明确：诺贝尔奖已经成为瑞典最重要的国家公共名誉，如果财政部门继续按普通营利性企业对其征税，基金会的资产很快就会被税负抽干。
1946年，瑞典国会通过专门法案，正式免除了诺贝尔基金会全部的所得税与财产税。次年，美国财政部也批准了对其在美投资收益的免税待遇。
免税止住了税负的直接侵蚀，但单靠国债的固定利息，依然无法抵御战后持续攀升的物价。
理事会开始把目光转向投资限制本身。按照诺贝尔当年的要求，基金会被严格锁定在低收益的债券上；要想让资产真正具备抗通胀能力，唯一的办法，就是依法修改基金会章程，放开对股票和不动产的投资禁令。
1953年，诺贝尔基金会向瑞典内阁递交了一份章程修改申请。核心内容只有一条：允许基金会将资金投向股票和不动产。
这项提议在当时引发了不小的争议。反对者认为，公益性质的学术基金不应承受股票市场的本金波动风险；但在长期的通胀压力下，理事会最终说服了监管部门：只有通过股权投资分享实体经济增长，资产才有可能真正保值。1953年，瑞典政府正式批准了新章程。
这次投资转向彻底改变了诺贝尔基金会的资产走向。适逢战后西方经济进入长达数十年的增长期，基金会逐步建仓瑞典本土的工业蓝筹股与商业地产，资产净值开始稳定回升。1969年，单项奖金恢复到37.5万克朗；1981年，单项奖金首次达到100万克朗。
谁在替诺贝尔基金会管钱？
很多人以为，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大楼里一定坐着几十个华尔街操盘手，天天盯着屏幕敲键盘选股。
实际上，管理这67亿多克朗资产的团队，规模小得异乎寻常。
位于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基金会总部，常设行政人员总共只有十来个人，既不设专门的交易室，也不养自营交易员。基金会首席投资官乌尔丽卡·伯格曼曾公开解释过他们的运作方式：基金会内部既不炒股，也不买卖具体债券，核心工作是在全球挑选顶尖的外部资产管理机构。
基金会理事会只保留一个小规模的投资委员会，核心职责只有两件事：一是确定股票、对冲基金和固定收益资产的大类配置比例；二是在全球范围内评估、遴选并监督受托的基金管理人。
翻开2025年底的资产报表，大头全在权益类资产上：将近六成的资金分散配置在全球股票基金中，分享经济增长收益；两成出头交给对冲基金等另类资产，用于平滑股市大幅震荡；剩下的一成多作为固定收益与现金储备应对日常兑付，不到一成配置在商业地产和基础设施上。
基金会章程立下了一条极严的财务规矩：每年的投资收益，至少要强制扣下十分之一锁进不可动用的底仓，任何人不得支取。
六大奖项的巨额支票、各大评委会的差旅调研费，以及基金会的日常运营，全都要靠剩余的资金来消化。年景好时奖金可以上浮，遇到市场萧条也必须硬着头皮削减开支。
没有躺赢的 67 亿
账面虽然好看，但真要是把账本算细，水分其实大得很。
拿1901年首届诺奖的15万克朗和今天的1200万相比，数字翻了80倍。可要是把瑞典这一百多年的通胀加进去一算，百年前那15万克朗，购买力本来就顶现在的1000万克朗上下。
折腾了一百多年，冒着倾家荡产的风险在股市里打了大半个世纪的仗，发给科学家的实际购买力，其实也就比老诺贝尔活着那会儿多了不到两成。
而2008年金融海啸加上后来的欧债危机，全球股市跌成烂泥，基金会的钱袋子一下子瘪了下去。为了死守开销红线，2012年时任执行董事拉斯·海肯斯滕不得不召开记者会，宣布把奖金硬生生砍掉200万，直接缩水到800万克朗。那几年连市政厅晚宴的菜单都精简了，鲜花少摆，香槟少开，一熬就是五年。
但将资产全盘交给追求市场回报的外部机构，也带来了声誉层面的持续拷问。
基金会通过被动指数基金和另类资产广泛布局，不可避免地间接持有了争议行业的股票。2017年前后，北欧和德国的环保组织根据基金会公开报告及相关基金持仓，质疑诺贝尔基金会通过基金间接持有部分军工、烟草和化石能源企业。公开报道中被点名的公司包括波音、空客、萨博、洛克希德·马丁、英国石油等。
面对外界审视，基金会随后完善了责任投资规则，对核武器、国际法禁止的武器、烟草以及煤炭相关企业设置投资限制，并要求不符合标准的基金在发现相关持仓后逐步退出。2021年的公告还提到，基金会已减少化石燃料相关持仓，并退出公开股票组合中的石油生产企业。
既要维系跑赢通胀的投资收益，又要满足严苛的社会伦理要求，成为理事会每次调整资产配置时必须权衡的约束。
125 年间，从最初险些赔光的 3158 万克朗，到今天账面上的 67 亿克朗，基金会依靠的从来没有脱离过商业世界的实际取舍。
1945 年国债收益见底的危机，逼出了 1953 年修改章程买入股票的决定。资金由此躲过了长期的法币贬值，并在战后全球资本扩张中把规模推高了 200 多倍。
但这 67 亿克朗带来的实际回报，没有账面数字看起来那么夸张。在承受市场暴跌、设立 4.5支出红线、并在舆论压力下剔除争议资产后，今年创纪录的 1200 万克朗奖金，扣除物价涨幅，实际购买力仅仅保住了 125 年前的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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